《红楼梦》造就了红学和“曹学”，大家了解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曹寅17岁时就深得康熙帝的青睐，一路承恩，康熙二十九年，他出任苏州织造监督，两年后又调任江宁织造监督。
曹寅死，其子继，父子两代，前后四十年在其位。其间，家族权势之赫喧、财富之充盈，投射在小说《红楼梦》中，是荣宁二府的豪奢与荣华。
当时设在南方的织造共有三处，衙门为苏州织造、江宁（今南京）织造、杭州织造，“合称江南三织造”。
三织造主要责任为督办解送宫廷御用和官员配用的丝织品。同时，有密折特权，向皇帝禀报江南地区政治、经济、民情风俗等工作，带有特务性质。
除此之外，三织造还有一重要任务，为朝廷采办各种“贡品”，大小毕备，无所不包，大至各种戏班演员、丝竹技师，小至卤蛋、小咸菜。制作家具也是其一大责任。
三大织造进奉的家具，一类是“画样呈览准做”后，由宫廷造办处发来，依样制作。即接图纸制作。但这个图纸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草图，有大致的长度、宽度和高度。这在沈阳故宫保存的一份“呈样”上反映出来，是粗略的不能再粗的草图。真正成品的各构件尺寸、比例以及细致纹饰，完全要由设计者、制作者自己去完成。
另外一类是三大织造自行决定采买、组织制作的家具，按常例向内廷进贡。
江宁、苏州、杭州三大江南织造，尚属中央造办处系统，其采买、组织制作的器物，可视为造办处“制作网”的地方产品。其个人贡进的则属于孝敬皇上、皇后的个人行为。
谈到清式紫檀家具，许多人大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造办处”。这里要说明的是，造办处制作网的产品依然是来自地方工匠的设计制作，是政府采购物。“画样呈览准做”或览也未览的内廷的清式家具，制作实质是木器匠作系统的产物，而非为哪个皇帝的“大手笔”。
三大织造之外，实际上我们还更应认真关注更南部的一个口岸之城——广州。
康熙帝收复台湾后，解除海禁，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立江（松江）、浙（宁波）、闽（漳州）、粤（广州）四个海关。四个海关以粤海关为龙头，重点使用。其官方最高管理者为“粤海关监督”，简称为“粤海关”。“粤海关”为皇帝亲派，人员出自内务府。直接听命于皇帝和内务府。以满族亲贵充任,具有与总督、巡抚平行而班次略后的官阶。到乾隆朝，他们权力超越江南织造。曹寅们不在话下，不可比拟。
粤海关的工作职司，一是征收中外贸易的关税，上缴国库。二是根据内廷要求或内廷出具的草样帮助内廷购买地方货和洋货，即“采办官物”；三是为朝廷举荐工匠、技师、包括洋人。
由于广州海关要求严格，外商逐渐加大在宁波港的业务，并有“移市入浙”的趋势，乾隆二十二年（1757），为保障广州一地洋行生意和维护东南海防，对其他三个口岸封关，只留广州一个口岸，史称“一口通商”。粤海关由皇帝派遣，“监督”管理粤海关事务,此口岸具有经营进出口特权的机构，统称为“十三行”，非指确切的数目。
由于广州成了中国开放的重点对外贸易口岸，在广州旧城西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建起了大量夷馆，给外国商人存货和居住。
一口通商后，内廷所用洋货均由广州输送。十三行被称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由于洋式家具被带入中国，和中国人接受洋人订单，外销西式家具东渐中国。西方家具的式样和纹饰被沿海地区居民仿制和使用，这就是许多从粤海关等地进贡到清内廷的许多紫檀清式家具呈现“洋式”造型和纹饰的原因。
明式家具由简入繁发展，康熙晚年已极繁缛华丽，加之洋式光素的加入，“广式”“广作”家具出现，风格不同以往。
清乾隆 紫檀嵌黄杨螭龙纹宝座
故宫博物院旧藏的紫檀家具，尤其是那些气势磅礴、雕镂繁缛的紫檀大器物，大部分应是由广州地区制作。其一是造办处出具画样，由广州粤海关代为组织制作的“官作”器物，其二是广东地方官员在各种例贡中自行进献的。其三是督抚等官员采买和进献的。这在清廷“进单”和“贡档”中，多有体现。例如：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奉旨：“照样准交粤海关用紫檀木成做案一对。钦此。”（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粤海关，《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台北故宫博物院，2003年）。
乾隆帝曾在十九年传旨造办处：“现做博古柜看往细致了做，要相（像）广东做法一样。钦此”（同上“清档”）。
乾隆二十三年谕旨中：“买办洋钟表，西洋金珠或新洋器物”，“皆不必惜费”。一方面，这里充满着统治者的腐败奢靡气味，冲击着现代人的良知观感。另一方面，广东得到巨大财力的支持，进贡品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历史巅峰。以海外贸易进口的紫檀料及加工成器的紫檀家具也是采办进贡中的重要一项。
这些广作家具就构成了清廷宫廷家具的最重要的组成。清中期以后，由于木料进口优势和粤海关进献家具的精良，宫廷家具基本依赖广东。
理解广式家具应该由此类紫檀家具入手，而非清末民国的广式红木家具。后者将大大降低广式、广作的历史贡献。
1747年，乾隆帝在西洋传教士带来的画册上见到有喷泉建筑内，龙心喜悦，并命郎世宁物色人员在圆明园仿造，从乾隆十二年至二十四，先后修了西样式的“谐奇趣”，后建“远瀛观”。英法联军焚园后，遗留下的残垣断壁上，仍可见欧洲巴洛克时期的建筑风格。
清乾隆 紫檀高束腰香几（左），清乾隆 紫檀番西番莲纹扶手椅（右）
类似这种巴洛克式的纹样，在现存的紫檀家具上时有所见，所以通常的解释，这些家具理所当然就是当时宫廷造办处为西洋楼配套制作。但是这仅是一种推断。
圆明园西洋楼的兴建，使人对于“番花”有了更多的遐想。认为“番花”是乾隆帝的喜好，影响到广作。实际上，在广州乃至其他地区，“番花”早已使用。
早在雍正八年，有记载西番莲花纹桌被贡进宫廷大内。这还可以引发另一个话题，从那条著名的清档资料看，“番花独梃桌”在雍正八年已在南方使用，该年被“进来”宫中。可视为西番莲花纹的初进紫金大内。
以后在“雍正朝造办处木作清档”中便经常可见“西番花边花梨木桌”一类的字样。可见西番莲纹饰已为雍正时宫中常用纹饰。
即雍正皇帝在感情上对于西洋番人也并无恶感，甚至是喜好和友善的。这在从宫廷绘画和遗物中都有例证。
北京故宫旧藏“雍正帝西服像”；一为“持载制虎图”，二为“雍正帝行东图”之十一。两张宫廷画作之“滑稽”，令今人都会发笑。其上，雍正帝头戴西洋卷发，身上内穿花衫，项围领巾，外穿一绿色外套。
发式和服装，向来为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尽管雍正帝如此画像为行乐之作。但仅此可以表明其对西洋文化及衣着的亲近感。他对西洋器物的接受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时天朝上国文化上的优越感尚十分饱满，可以微笑地接纳洋物，且以“番”来名。“胡”“夷”“番”之词称谓中土之外的“低等人群”。
由于清中期大量的内廷家具多是如此而来，同时我们又没有发现明确的集中在北京禁苑在制作大型家具的记载，所谓“京作”概念就变得让人怀疑。
史料记载，广东和江苏都曾向宫廷推选过木工技师，禁苑也每年从地方征调、购买紫檀等木材。但要知道，内廷制作紫檀小件是需要工匠和原料的，如紫檀挂屏、插屏、器座、器罩。即使有个别大件家具的制作产生于宫廷禁苑，它们在乾隆朝宫殿家具中也是极小的部分。
清廷造办处活计档中，记载家具的文字，一是皇上让制作某某桌案几椅等，或臣下送上已做好的某某桌案几椅等，不尽明说在哪里制作。过去的研究就将以上记载认定为是在宫中的制作，其实更多的是放到广东采办制作。
广作兴起于清康熙年间，繁荣于乾隆时期。清晚期民国继续延续，但此时已是衰落期。
笔者认为，还应澄清一个习以为常的概念，即整个清中期清式家具是由于乾隆皇帝的口味导致的，是中央影响地方的结果。
古典家具的发展动力存在于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的木作匠作系统，明式家具如此，清式家具亦然。古典家具的任何前行都是受市场影响，首先发生在木匠作坊之中。明式家具不是文人们生产影响的，同理，清式家具也非日理万机的天子所带来的。总之，一种物质文化的建造是匠人之功，是专业发达之结果。
清式家具的发生发展，是明式家具的延伸。当时整个匠作的设计、生产、制作在“观赏面不断加大法则”的导引下，日益风行纷华繁复之作。于是，在宫廷殿宇内，看到的必然是铺张淫缛之品。
匠作是森林之本，宫廷用具为树木之冠。匠作发展出华奢淫丽的作品，宫廷中自然有“乾隆工”之器。宫廷、乾隆皇帝是这一发展时期顶尖成果的消费者，只是其身份最特殊一些。
清乾隆 紫檀云龙纹宝座
由于清中期华美绮丽的紫檀家具最多集中见于故宫，给今人的直观感受是故宫是生产“乾隆工”家具之源，这恰恰本末倒置。故宫多见紫檀重器，是因为这里是最大的消费者或用户。作为特殊用户的乾隆皇帝可以“画样呈览准作”、可以指指点点，但其决不可能成为设计制作的主体和决定因素，成为清式家具之母。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现实的例子说明，1959年，北京十大建筑建造中，周恩来投入大量心血，组织设计、建造，亲力亲为各个环节（一定是胜过乾隆帝对紫檀家具的关心），即使如此，我们也只能把十大建筑看作是当时中国整个建筑最高水平的缩影。而不能说是周氏为十大建筑之母。
家具史首先要研究生活史，首先要对历史的场景有基本的认知，家具是整个社会的生活用具，其制作体系，即匠作体系庞大而有序，是一个巨大结构和体系，皇上一个人只能享受其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而不可能改造其整体体系步骤，为所欲为。
许多人不厌其烦的表示，是乾隆皇帝一个人的眼光爱好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制作能力和审美风尚。这种将物质文明史简单化的说法，令听者有故事可听，事牵家国大事，庙堂宫闱。但历史的逻辑和现实社会告诉我们，实际上恰恰相反。
一个巨大的匠作体系和乾隆皇帝的关系，是社会整个生产制作能力和一个大用户的关系（尽管他往往是被动接受的大用户）。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被常常套用表达，这首先是风尚的影响，不涉庞大的制作系统。其次，皇上对审美当然会有影响，那也是小范围的局部行为。肯定不可能出现“楚王好细腰，全国都饿死”的悲惨情景。
清中期，在禁苑之外，应该仍存在与宫廷用品媲美的家具作品。在查抄贪腐官员的史料中，我们也还可以看到地方官吏对紫檀大型家具的使用，从宝座到大案，应有尽有。
那些亲自为宫廷采用、进贡的大员，后来，在人事倾轧和反贪风暴中，太多人失身落马。抄家逆产中，多有倾城倾国之器。和珅是最典型的案例，“和珅倒，嘉庆饱”说明其家产之大之好。
作者简介：
全联艺术红木家具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明清家具研究学者张辉
张辉，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任职河北省博物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后，在北京多家出版社任策划组稿编辑，并创建北京紫都苑图书发行公司。著有《曾国藩之谜》（经济日报出版社），整理《曾国藩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中国通史》（中国档案出版社）、《中国名画全集》（京华出版社）、《古董收藏价格书系》（远方出版社）等著作。从2000年开始，从事明清家具、文玩古董收藏和研究，现为三家专业艺术媒体专栏作家。将考古学、人类学、图像学、历史学之方法论引入家具研究。2017年出版《明式家具图案研究》（故宫出版社）。
